最高检办公地变迁之二

　　阜外大街22号，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第二处办公场所。

　　现在的阜外大街东起阜成门立交，即原北京城阜成门所在地，西至南北走向的三里河路，与阜成路相接，距离不算长。明清至民国，阜成门外有一条斜街通往京西，是北京城通往山西、内蒙古的两条商旅大道之一。现在北京市门头沟区开发再现的京西古道，就是这条大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市政在阜成门外斜街的基础上新建一条道路，后被命名为阜成门外大街，一直沿用至今。从1956年拍摄的阜成门外大街街景看，大街正对阜成门，两边没有高楼大厦，街道显得很宽阔，也很整洁。1958年，司法部街72号被整体拆除，最高人民检察院搬至这条大街的22号办公。

　　关于阜外大街22号的历史资料保存很少，或者说基本没有，办公大楼也早被拆除。也许是孤陋寡闻，我至今没有查到老一代检察人对这一办公地址的回忆，哪怕是只言片语。从最高人民检察史展览陈列室展出的图片看，这是一栋上世纪50年代很普通的楼房，就建筑风格而言，没有什么独特之处，更谈不上什么威严，甚至还显破旧，与司法部街72号不能同日而语，唯一醒目的是大门右侧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牌子。

　　作为人民的检察院，时刻保持艰苦朴素的人民本色，确实值得提倡弘扬，但必要的匹配性和仪式性元素还是要有，毕竟“人靠衣服马靠鞍”——毕竟是宪法规定的最高法律监督机关。不过，或许是巧合，如同办公位置和办公楼的变迁——从城内到城外，似乎有些被边缘化——上世纪50年代末的检察机关经历了短暂辉煌之后，再次进入多事之秋，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足以使正在发展中的检察机关迷失方向。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找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位置办公，虽然有些寒酸，也有些无奈，但或许不失为一个养精蓄锐的好地方。离开地域上的政治中心，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多少会少些，尽管不会少很多，至少在心灵感觉上是如此，特别是在那个政治运动异常频繁的年代。

　　其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阜外大街22号办公期间正值我国反右运动进入高潮。1957年10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在政法战线上还有严重的斗争》的社论文章指出，政法战线上斗争本来是阶级斗争最尖锐最集中部分。这些右派分子懂得政法工作的重要性，他们当中有的曾经为反动统治阶级掌管了政权的要害部门。如果不是人民革命的胜利，他们决不肯放弃他们压迫人民的武器。1958年1月7日，《人民日报》在《驳刘惠之“最高监督论”》文章中指出：“我们同刘惠之（时任铁路水上运输检察院检察长）的分歧，绝不是一般业务观点和学术思想的分歧，而是有关检察工作上的大是大非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直接关系着检察工作的建设方向，关系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讨论最高人民检察院当年工作任务时，也批评了检察机关在一般监督、垂直领导（就是摆脱地方同级党委领导）、从监督出发（认为监督是没事找事）、教条主义（照抄照搬苏联检察制度）等方面存在问题。这些政治运动与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对新生的人民检察事业造成很大的冲击和伤害，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一夜间竟然被揪出22名右派分子，这其中许多都是检察系统内优秀干部和业务骨干，一厅厅长王立中、二厅厅长赵文隆、三厅副厅长白步洲，以及刘惠之等都名列其中。要知道，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业务厅也只有三个，即第一、第二、第三厅。业务部门负责人都被打成右派，检察业务工作面临的尴尬境地可想而知。

　　屋漏适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反右运动还没有结束，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又开始了。这虽然是一场主要发生在经济和社会生产领域的一场运动，但那些高指标、瞎指挥、虚报、浮夸等不良现象同样影响到检察机关和检察工作。“多快好省”指导思想在生产领域，特别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与历史背景环境下，不一定是坏事。不过，如果把这些指标直接用在司法领域，无视司法规律特别是诉讼规律，过于强调“多快好省”，以至于出现“一长代三长”“一员顶三员”“前面三个门，后面一家人”“下乡一把抓，回来再分家”“只要依法来办事，不讲形式也能行”，就无疑成为人民的灾难和法治的倒退。张鼎丞检察长在八届二中全会发言时讲道，这一时期，我们在办案上一改过去拖拉积压作风，出现了秋风扫落叶之势，效率提高几倍以至几十倍，“早不过午，午不过晚”“随来随办，不压积案”的口号，已经成为现实。

　　在激情高涨与轰轰烈烈的政治洪流中，没有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机关能够独善其身，检察机关当时的一些做法，现在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放在当时背景下考察，似乎又不可避免。在中国文人历史上，所谓的独善其身，往往都指个体，与群体无缘，如果一个群体试图独善其身，后果应该会很严重。

　　重提这段检察制度史，目的不在于批判，而在于反思；人民检察事业所走过的弯路，以及遇到的曲折，是教训，更是警醒。事实上，公正与效率关系问题，不仅仅在“大跃进”时期存在，之所以饱受诟病，原因就在于那一时期过于明显和极端。这一关系是司法机关在每一个时期都必须面对，并需要作出抉择的平衡，包括我们时下所生活的时代。司法公正无疑是检察机关参与刑事诉讼第一价值追求，但并不是无视司法效率的存在；当然，如果过分强调司法效率，公正无疑又会大打折扣。

　　不过话又说回来，尽管现在的阜外大街已经变成北京市的中心城区，可在建国初期，这里仍然显得荒凉与萧条，特别是在城墙与城门存在的年代，虽一步之遥，或者是只隔一道门，但毕竟是城内与城外的差别。

　　1953年，在北京城市改造进程中，阜成门箭楼连同瓮城被整体拆除，高大雄伟的阜成门及城楼一直保留至196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干部在阜外大街22号办公期间，不管是上下班，或者去其他机关办事，都要出入阜成门，这一进一出或者一出一进，多少会有些落差。好在，时间不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又搬回城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