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归来志未酬，风尘仆仆群山头。轮盘日夜无停息，不复山河誓不休！”这是一位南侨机工写下的诗句。今天的人们对“南侨机工”这个词颇为陌生，浑然不知这个在中国抗战中贡献了非凡力量的民工队伍。纪录片《南侨机工·被遗忘的卫国者》揭示了这一鲜为人知的英雄群体。

　　1939年至1942年间，三千多名华侨青年自愿放弃了优越平静的国外生活，从东南亚各国赶赴前线，在被称作“死亡公路”“抗战生命线”的滇缅公路上，大规模运输抗战军需物资、抢修运输车辆，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他们当中，有1000多人为国捐躯，1000多人复员返回南洋，1000多人居留国内——他们被称为“南洋华侨机工”。

　　此前的1938年，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全都落入了日军的控制中，此时，中国对外交通运输就只剩下了一条路——滇缅公路。英美抗战物资全靠这条路运输到国内，但问题是当时中国汽车很少，会开车的人更少。滞留在缅甸附近的各种军需物资多达6000多吨，根本无法及时运回来。如果没有足够的司机跑这条路，中国抗战就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地。

　　当时的国民政府想到了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希望陈嘉庚代招募华侨机工回国，以救燃眉之急。陈嘉庚闻讯后，于1939年2月7日发表《南侨总会第6号通告》，并在报上刊登广告，号召机工回国服务，共拯危亡。

　　史料记载，陈嘉庚振臂一呼，立即得到南洋华侨的热烈响应，短短10天就有上万华侨报名，最终3200多人通过资格审查。机工主要来自当时马来亚、新加坡等地，同时也有很多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菲律宾等地，其中原籍海南的就有800多名。这个团体被称为“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新加坡英国汽车公司卓有声望的机械工程师王文松在洋十年，每月收入新加坡币200余元。当时招募广告规定机工月薪仅国币30元，而王文松放弃高薪，带领一批伙伴，自备全副机修器具回国。

　　1939年5月19日，马来西亚《光华日报》刊发了出生于富商家庭的女教师白雪娇写给父母的信件：“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和弟妹是我所爱的，但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虽然我的力量简直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洪流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此时全长1147.4公里的滇缅公路刚刚建成不久。由于国内工程机械设备绝大部分都输送到战场，在缺乏现代机械的情况下，20多万名中国劳工在高山峡谷间、原始密林中，用铁锹和锄头一寸一寸将路抠出来。滇缅公路路况极差，铺设的是碎石路。一部新卡车在南洋正常可行驶五六年，在滇缅公路上只能跑五六个月。路况差，危险系数增加，雨季时路面湿滑，稍有不慎就车毁人亡。南侨机工许海星在其《新生日记》中写道：“在这段路时时都可以看见翻车，我们在这段路40多公里中看见了4部车翻了下去。”

　　1940年，南侨总会特派员在报告中写道：“机工、司机患恶性疟疾者，比比皆是，在是处服务之华侨机工，皆显面色青瘦，鸠形鹄脸，体格健康损失过半。”“所经各站设备极其简陋，所遇各华侨司机等多面无血色，带病多泪，目不忍睹。”而作为当时中国抗战物资的运输要道，滇缅公路自然成为日军的“眼中钉”。为切断滇缅公路，日军专门组成“滇缅路封锁委员会”，重点对怒江上的惠通桥和澜沧江上的功果桥等要地进行狂轰滥炸。

　　1942年初，日军攻入云南南部，如果毫无阻隔，不超10天即可到达昆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滇缅路上的惠通桥被炸毁。有些机工没来得及过江，被滞留在怒江以南，惨遭日军追杀，有些人抱着轮胎跳下湍急的怒江……而此后，很多南侨机工滞留国内，当时的国民政府却对他们撒手不管，不闻不问。

　　历史最终没有忘记陈嘉庚以及南侨机工的英勇事迹。1874年出生于福建同安县的陈嘉庚，17岁离开故乡，赴南洋经商，经过艰苦创业，从一个渔村少年成长为东南亚华侨工商巨子。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他在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募集巨款支持抗战；他动员3000多名华侨机工慷慨回国，冒着枪林弹雨抢运军需物资，为中国抗日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怀着对国家和民族前途的深切忧虑，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回国考察。考察团突破重重阻碍，来到了延安。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前的石桌旁，向陈嘉庚描绘未来的中国，让陈嘉庚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在延安考察一周之后，他返回南洋对大家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1956年10月5日至12日，中华全国归国华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产生了全国侨联第一届委员会，德高望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当选为全国侨联第一任主席……

　　纪录片中，那些仍在世的南侨机工们过着平淡无奇的生活，“他们平凡得如茫茫世界里的一粒微尘”，但是他们都是应该被历史牢牢记住的抗战英雄！《南侨机工》丰富的记录影像，让今天的我们得以重温那个不求苟安、共赴国难的岁月，还原那些几乎被我们遗忘的卫国者形象。

　　（作者单位：中国电影资料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