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前的借款，10年间打了12场官司，要不是你们，我可能一分钱也要不回来。”拿到8万元执行款时，李某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

　　追讨欠款，债权人踏上漫漫诉讼路

　　从2009年12月开始，李某陆续借款数百万元给景某、元某甲夫妇用于生意周转，夫妇俩打了借条，明确了借款金额、利息计算方式等，给李某吃了“定心丸”。岂料2012年春节前，这对夫妇却突然出走，此后便再无音信。景某、元某甲夫妇下落不明后，元某甲的姐姐元某乙替他们偿还了150万元欠款，但之后的余款再未清偿。因景某、元某甲夫妇拥有的南通某电动车公司尚有土地，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2013年3月，法院判决景某、元某甲夫妇偿还李某本金490万元及利息。但是，在申请执行时，李某才发现，早在2012年初，电动车公司就已被夫妇二人转让给了他人。这之后，李某先后经历了撤销股权转让协议之诉、执行异议之诉等数起案件的一审、二审、发回重审等诉讼程序。

　　2018年4月，紧盯着电动车公司财产的李某又看到不愿意看到的一幕：法院的两份民事调解书确认，电动车公司应归还于2010年1月以来向南通某服饰公司的借款本息共计2000余万元。依据上述两份调解书，电动车公司的土地很快被以1299万元的价格拍卖给了服饰公司。

　　自己的钱不仅要不回来，还眼睁睁看着债务人的财产进了他人腰包，感到蹊跷又愤怒的李某向检察院申请监督。

　　深入调查，关键证据还原事实真相

　　作为本案的承办检察官，初次接待李某时，我从他的叙述中捕捉到一些信息：景某、元某甲夫妇是以极低价格将电动车公司股权转让给他人的，股权转让协议被法院撤销后，这次又突然冒出2000余万元大额债务。而低价转让财产和虚增债务是逃避债务的常见手段，这起案件确实可疑。很快，我又从卷宗里发现，电动车公司和服饰公司就2000余万元债务进行调解时，双方当事人非常平和地签订了调解协议。“无对抗、手拉手达成调解”这些虚假诉讼特征进一步加深了我的怀疑。

　　如果大额借款确实存在，双方又没有争议，那为何还要通过诉讼来确认？带着疑问，我和同事们细细查看了从其他法院调取的12起案件的诉讼卷宗，把重点放在了审查2000余万元借款的来龙去脉上。不久，我们就发现，其中有369万元借款来自于服饰公司员工黄某的个人账户，而且是两年来的零碎转账。而调查黄某时，他却否认了自己的员工身份。“转账的员工否认自己的身份，公司间的大额借贷又全部由个人账户多次累积而来……”这些不正常的现象更让我深感疑惑。

　　那么电动车公司大量借款的用途是什么？查证的结果出乎我的意料：有19张共计237万元的转账记录形成于景某、元某甲夫妇购买电动车公司之前。电动车公司尚不属于景某夫妇，又如何能以电动车公司的名义对外借款？

　　为进一步完善证据，我又调取了电动车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的社保缴纳、涉诉费用支付凭证等书证，这些证据指向了服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王某。原来，电动车公司、服饰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都是王某，而他正是元某甲的姐夫。电动车公司所谓“会计”在借款凭证的签字也均为假冒。至此，案件事实逐渐清晰，我们判断，电动车公司根本不存在向服饰公司借款的事实，这是一起虚假诉讼案件。

　　在此期间，李某与电动车公司执行异议案二审尘埃落定，法院裁定要加大执行力度，保护李某的权益，但因无证据证明景某、元某甲夫妇个人财产与电动车公司混同，因此裁定不得执行电动车公司名下财产。这对从电动车公司实现债权抱有极大期待的李某来说，无疑是一则令人沮丧的消息。

　　诉源治理，多方合力减少当事人讼累

　　10年来，李某身心俱疲，要不回来的借款已然成为一块“心病”。面对以合法方式始终未能追回的借款，我分析如果该案处理不当，随时会成为压垮李某的“最后一根稻草”。为此，我们就2000余万元虚假诉讼案件迅速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向法院制发再审检察建议，指出当事人涉嫌恶意串通、以虚假证据提起诉讼，应当启动再审程序撤销原判。2021年12月，法院采纳了我们的再审建议，撤销原民事调解书，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我们还将虚假诉讼案线索移送至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以严厉的刑事处罚手段打击警示违法者。同时，制发执行建议，推动执行程序回转，并与执行法官商议如何以最优方式保障李某债权兑现。经过仔细调查，法院最终在景某、元某甲夫妇被查封的个人银行账户中扣押到了8万元。

　　送走李某后，我又回顾了案件的办理过程。尽管李某的债权暂时还无法全部实现，但这起案件里所有司法人员的努力、坚持、执着，李某看得见也感受得到，这会成为他继续信赖法律的有力支撑。只要我们竭尽所能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矢志不渝传递法律温情，终将在人民群众心中描绘出公平正义的最美模样。

　　作者：江苏省南通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检察院 王维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