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弘

　　关仁山

　　吕卉

　　岳耀勇

　　刘伟

　　人们常说，燕赵大地多慷慨悲歌之士，这片土地在漫长的岁月中从来不缺故事。此次笔会选址于此，也正是基于冀地历史文化的底蕴和魅力。

　　本次笔会邀请的嘉宾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作家何家弘，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关仁山，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广播剧创作室副主任吕卉和中国检察官文联文学协会常务理事、浙江省检察院原副巡视员岳耀勇。他们与来自全国各地检察机关的文学爱好者，共同探讨新时代检察文学创作的理念、路径和方法。

　　河北省衡水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冀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伟在《让文化的力量浸润人心》的主题发言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定文化自信，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检察文化助力检察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国家之魂，文以化之；国家之神，文以铸之。我院在检察工作中，坚持把文化育检放在首位，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积极的人生理念、崇高的思想境界和法治信仰追求，打造特有的冀州检察文化，让文化自信引领检察工作发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锤炼坚定信仰。”

　　虚构中的真实

　　何家弘在主题演讲《法治文学创作——虚构与非虚构》中，回顾了自己的法学研究之路和文学创作历程，强调要讲好故事，要写人、写人生、写人性。他表示，法治文学创作是一种创意写作，分为虚构性的写作和非虚构性写作。“我们写作的时候会下意识地带有一种使命感，想要传播法治理念。但时下人们总是强调文学的娱乐功能，所以写作的出发点究竟怎么定位？创意写作如何保持真实性？需要怎样的想象力？这些都需要我们思考”。

　　何家弘在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时表示，他最初的作品中主人公设计为一名律师，是因为他认为中国法治的进步需要很多优秀的律师的推动。好的故事来源于生活，因此为了设计故事情节，他积累了很多案例。“上世纪九十年代曾有一桩错案，在复查案卷的时候，有关部门向中国人民大学的物证鉴定中心咨询，衣服上的陈旧血痕能不能做DNA鉴定。我据此创作了第一部作品《血之罪》，这是一部错案悬疑小说。以刑事辩护律师洪钧为主人公的系列作品就此展开，最后共有五部作品，合称为《洪律师探案集》”。

　　何家弘总结道，小说是一种虚构性的写作，但是应该具有真实性。“我的小说是现实主义题材，所以很注意细节的真实性，尤其是在法律方面。比如根据故事发生的时间，要体现当时的法律有哪些内容，必须像做学术论文一样严谨。以及小说中一些具体的场景，我也努力让其达到真实”。

　　在保持细节的真实性的同时，文学创作不能一味刻板复制现实。何家弘强调，文学是虚构的写作，伟大的文学家一定有超人的想象力。“我在写作的时候，我的法律专业知识既是优势也是劣势。因为我会在写作的时候思考：真实的司法活动是这样的吗？但作为文学创作者，你应该有更充分的想象力，而不是囿于真实性的束缚。如果充分考虑文学的娱乐功能，有些很成功的作家，尽管没有足够的生活经历，但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也能创作出成功的作品”。

　　何家弘认为，现实中的很多案例要比文人笔下的故事更精彩。写好一个案例，对于法治理念的宣传，甚至推进法治建设都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从2005年开始，一直对中国的刑事错案问题进行研究，接触到一些具体的真实案例，收集了很多材料，据此写了很多案例故事形式的报告文学。把这几个案例故事融合起来，用文学的手法讲述，把案例和学术研究的心得结合起来，可读性就更强”。

　　何家弘指出，法治精神在社会中的传播，文学应该是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非虚构性的写作，如何强化它的文学性是最重要的。比如，检察系统写的一些新闻报道，要把它的文学味写出来。

　　何家弘表示，写出文学味，第一点就是讲好故事。“我们生活中接触的很多案例都是很好的故事，要遵循文学创作规律来描写一个真实的案例。第二点是写人。写人生，写人性。现实中，极善极恶之人都是少数，所以作品中的人物，无论当事人还是司法人员，都不应该是非黑即白的形象。要塑造一个生动的人物，首先作者自己要被人物的行为感动，人物才能真实立体，才能打动读者。只有打动读者，作品中的法治精神才能传达到受众心中”。

　　勇于走进新时代

　　“文学必须与时代、人民走到一起，才有生命力。”关仁山在讲座的开头直截了当地作出了判断。他认为，认知新时代，书写新史诗，是党的十八大之后新时代的特征。而检察战线的作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检察官们掌握着大量的素材，那是作家想象不到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认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案例，提升这些案例故事中深刻的思想和情怀。因为仅仅写案例会停留在故事表面，我们要赋予它深刻的内涵，才能写出有筋骨、有温度、有情怀的精品力作”。

　　现实主义写作与时代的发展密不可分，关仁山认为，新时代的文学要拥抱现实，现实就是当下人民的生活。“如何把握批判和讴歌的尺度，怎样概括这个时代是作家的责任，也是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要在沿袭过去的语言传统的同时寻求突破，用今天的语言描写今天的现实”。

　　反腐败是法治文学一个重要的题材，尽管这是一个政治话题，但作家们要做到从世俗中来，到灵魂里去，把政治的话题转化为艺术的话题。关仁山强调，作家要勇于走进新时代。“有些作家有个误区，认为写过去的时代才是艺术，对当下的现实没有感觉。原因一是他们的主动把握性不够，二是对今天的认知发生了困难。我们正处于一个复杂的时代，检察战线遇到的形形色色的案例也证实，现在是一个杂语的时代，传统的语言艺术无法概括今天的现实。中国作家向来有强烈的责任感，五四以来，他们愿意投身于历史的洪流中，放眼世界，胸怀天下，以文学为武器，高扬民主科学的旗帜，在反封建、唤醒国民、启蒙大众的运动中，创作了很多经典作品。当今经济飞速发展，更给文学带来了好的机遇”。

　　关仁山表示，当今的时代，有些人不再相信理想，只愿意看人性堕落和贪婪，所以正面塑造人物就特别艰难。“但作家要迈过这个坎儿，一是靠作家的想象力，二是要深入生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永远是创作的法宝”。

　　谈到案例故事写作，关仁山首先反问道：一个案件的灵魂是什么？他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我们既要看到表面的富丽堂皇，也要看到背面的污浊。进而总结道，“考察作家与时代的关系，责任感很重要，把责任感转换成文学要素有几个指标。一是对时代前进的认同；二是对弱者的同情和爱护；作家内心需要巨大的爱和悲悯；三是对生命的终极关怀”。

　　检察系统的作家要有对生命的关怀，对自由和爱的执着，对专制和罪恶资本的批判，对艺术创新的追求，要有书写史诗的信心和决心。这些构成了当今作家追求艺术之美，书写时代的理由。

　　在讲座的最后，关仁山表示，“鲁迅曾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发出的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前进的灯火。现实主义创作强调作家记录时代特征的能力，体现在作家的思想力量和现实关怀上”。

　　检察文学的来处与去处

　　吕卉的讲座以态度、温度、高度为关键词。

　　态度指的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态度。“当我们的文艺作品都是温暖感动的正能量的时候，社会自然会正气充足。对于创作来说，态度就是选择，是选择真善美还是选择假丑恶。我认为，首选应该是爱国主义，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宏大主题之下，还要用故事和细节还原人物的形象，更能打动读者。这就是所谓的小题材、大主题。小人物可以唱响主旋律，大人物也有儿女情。让英雄模范可亲可爱，让小人物可敬可佩”。

　　吕卉表示，态度是主题，那么温度在于对人民大众的深切关注，来源于沸腾的生活。而要提升文艺作品的高度，要做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总结多年的创作心得，吕卉认为，写作既要有创作更要有创新，既要有意思更要有意义，要在打动人心上下功夫，着眼小人物，选择有温度有情感的题材。从细节上捕捉动情点，要虚构不要虚假。

　　岳耀勇结合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四十周年，回顾了检察机关走过的不凡之路，他认为这四十年的历程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岳耀勇表示，检察机关的恢复重建，是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之一。用历史来观照今天，展望明天，是现实主义作品的重要特征。这些年来涌现出无数优秀检察官，是检察文学创作最好的人物原型。

　　他认为，“认识历史是为了明天更好地前行，新时代检察文学的发展，包含着向历史的深度开掘，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四十年的素材远远没有被充分发掘和利用，希望广大检察文学创作者能从这些素材中汲取灵感，写出更好的文学作品，让检察官和检察院被更多的公众认知。

　　文学育检，检察工作也为文学提供了无尽素材，两者相辅相成，用最富文化气息的方式普法，传播法治理念，是检察文学不变的宗旨，正如刘伟所说：“文化体现着最深层的精神积淀，也反映了队伍的理想追求和精神风貌。”